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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伦·巴菲特最后一次作为伯克希尔的执行长参加的股东大会上，面对一位来自中国的听众的提问，他说道：“你出生在一个好时代。纵观中国历史，你最想出生在什么时候？100年前、500年前、1000年前，还是现在？毫无疑问——你是个幸运儿。”

确实，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好时代。正如《事实》一书所揭示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某些真相，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好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大到个人的层面上来看呢？如果我问你：你对当前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景气满意吗？你对今后的人生是否充满了不安？ 你活得幸福吗？或许我们很可能会得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论——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依然是一个困难的时代。

关于移民——每当看到有政治团体把社会问题的矛头指向移民并获得很高的支持率的时候，我就会怀疑那个地方一定经历着什么困难。但是政治家所说的就是真实的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听一下经济学家们的意见，了解一下移民对于经济究竟是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于自由贸易——当某些国家开始用关税的壁垒来围剿贸易的自由化，并逐渐将其演变成一场世界级的战争的时候，我就感到我们深陷于一个困难的时代。战争之下没有赢家，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那么在经济学家们的眼中是如何看待自由贸易这个问题的呢？

关于经济成长——在《对工作说不》一书中，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呼吁人们应该“摒弃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国家繁荣的过时思维”。但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考虑，放弃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在国与国的博弈中丧失更多的主动权。对于这样一个两难的命题，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又是如何的呢？

《好的经济学》就是这样一本书，写出了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问题。本书涉及的主题面很广，论证也很饱满，是一本非常不错且易懂的宏观经济学的读物。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好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困难的时代。如何让困难转变成更好，需要每一个人的关心与参与。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的：“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托给经济学家。”

如果我问你：一天的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在什么时候真正结束？或许很多人可以很轻而易举地回答这个问题：在进出工作场所的那一刻、在考勤的记录上等等。

但仔细想一想，其实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即使是工作外的时间段里，我们的生活也无时无刻不受着工作的影响和左右。“有工作要处理”是我们可以立刻抛下私生活的正当理由；外出旅行、看病就医也都要先把工作上的事宜安排妥当了才敢安心计划……

非工作时间的潜在目的只是为了让人们为重新开始工作做好准备：自由时间根本不是自由的。

因为这个世界信奉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工作即正义，工作乃道德。受这种价值观的引导，很多人就理所当然地为了工作而生活。但其实工作和生活，哪个才应该是手段，哪个才应该是目的呢？

很可惜，几乎从来没有听人说过：生活即正义，生活乃道德。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在我刚进企业上班前几个年头的“蜜月期”中，我总是觉得长假太长。黄金周一休休七天，到最后几天我就开始无聊起来，想赶快上班工作。

罗素曾经说过，如果人们担心闲暇时间的增加会带来无聊，我们应该将这视为“对我们当前文明的一种谴责”。

我们的时代并没有谴责闲暇时间的无聊；我们的时代谴责的是不工作——不工作即是不正义，不工作乃是不道德。想一想，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一定会被提及的一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

“你是做什么的？”意思是“用一句话概括你对这个世界贡献，我会根据你的回答来评价你”或者就是在问“你是一个值得了解的人吗？”

但是，同样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部分人在开始质疑工作对于现代社会中意义和重要性，不管他们是因为个人的危机而主动“觉醒”，或者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因素而被迫“躺平”。当处在AI革命的当下，本书中的思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乃至今后的世代所需要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必须立刻“对工作说不”。而是，诚如作者所说的：

我希望能看到一场围绕工作的意义和未来展开的生机勃勃的进步辩论。我希望我们记住朝九晚五、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是一种相对晚近的发明，并探讨其他可能的分配工作的方式。我希望我们思考传统上在工作中寻找的快乐和团结还有别的体验途径。我希望我们能捍卫在工作之外追求多样化和有意义的生活的权利，并去寻找更少与资本主义的逐利游戏合谋的自我实现方式。这要求我们彻底摒弃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国家繁荣的过时思维，接受人类进步和幸福的另一种愿景——它的基础在于健康、自由时间和实现自身潜能的权利等非物质财富。

刚进公司工作的第一年，在忘年会聚餐时我碰巧坐在了社长的边上。当得知我刚进公司没多久，社长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对于刚进公司的人来说，身边的一切应该都还是很新鲜的吧……”

意味深长不在于社长说的这半句话，而在于他没有说的半句话：“……等过了几年，你也就会变得和其他人一样了吧。”

确实，刚开始的几年工作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充满热情的，可过了几年我就渐渐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太对，有些让人不喜欢。至于到底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想知道。而为我答疑解惑的便是有“日本组织社会学第一人”之称的太田肇教授。

《无法让个人幸福的日本组织》，太田教授的著书，光是书名就已经入木三分。为什么日式组织会成为个人幸福的枷锁？在《从众压力的真相》一书中，太田教授指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企业所拥有“三种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单一工会。在过往的“黄金时代”，这三种神器为社会的繁华和景气保驾护航，但时过境迁，在如今的社会大背景下，三种神器所造就的便是本书中所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日本”。

环顾四周，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日本”的现象真的非常普遍。当升到了一定的职位后，很多企业的员工便选择不再积极努力地工作，而是开始“划水开混”。因为年功序列制度，即使努力了也没有继续上升的位置，而反过来人事评价制度贯彻的减分主义让不冒险、不做出头鸟的作风成了上上策。另一边，终身雇佣制度使得企业不能随意消减多余的劳动力，所以上班摸鱼也不会遭受解雇的惩罚。与此同时，与企业的利益绑定在一块的单一工会也使得在劳资谈判时工会的立场变得非常非常的弱，更使得求上进变成了一种无谓的情操。所有的这一切都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社会中秉持着消极利己主义信念的“老油条”的队伍在不断扩大。而这样的日式组织既无法孕育出创新，也无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站稳脚跟。

目前我们正目睹着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的企业组织正在显露出崩坏的迹象——新人的离职率不断攀升；越来越少的老员工希望晋升为管理职；工资的增长赶不上物价的上扬，甚至有些企业开始导入不达标就降级的人事评价制度……

每次看太田教授的书总是深有认同感，同时也很期待对于书中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他会开出怎样的处方。只可惜总是没能让我看到有望的意见。只能说不是作者医术不高明，而是日式组织构造早已使这个社会病得太深。不过好在，在太田教授在最新的著作《零离职率：“自营型员工”改变公司！》中，终于带来了像样的解药。虽然不能百病包治，但至少让人感觉到了希望。

说来奇怪，我好像从来没有在学校的课堂上学过“经济学”这门课程。要说学校有教过什么经济学相关的知识吧，记忆中残存的可能也就是些许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相关的碎片。然而，身位一个社会人，我们可以高调宣称对“哲学”、“历史”、“政治”的不关心，也可以将学过的“数理化”公式统统还给老师们，但是，我们不可能说“经济”与己无关。

YouTube上有一个汇聚百万人气的商业财经类频道，叫 “小Lin说”，我也是其忠实的观众之一。记得早年在一期关于书籍介绍的节目里，小Lin推荐了诸如《拯救华尔街》、《大而不倒》、《魔鬼经济学》这类故事性很强的作品。但对于宏观经济学相关的书籍，她留了一个白。如果这个白让我来填的话，我的首选便是这本《21世纪资本论》。

简单说说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吧。

首先，这是一本很有野心的书。我看过很多有野心的书籍，但其中的大多数要不就是泛泛而谈，要不就是以偏概全，要不就是结构松散、主题不明确。但《21世纪资本论》显然不在此列。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贫富差距（或者说是财富分配不均）的历史演化的过程与结果，而其野心在于整个世界。说起野心，拿破仑企图用马蹄和大炮征服世界的野心并没有实现，但皮凯蒂却用一本书把这个世界的真相揭示得明明白白的。

其次，这本书不仅告诉我们世界是怎么样的，还试图揭开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即世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这其中就涉及很多经济学方面的概念以及分析研究，也使得这本书变得不那么好读。即使是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在读大学生也表示这是一本很难的书，更何况像我这种没学过经济学的小白了。但亲爱的读者千万不要被这个“难”字给吓到了，因为我们在本书中能读懂的部分已经足够让我们受益匪浅了。

最后，如果我们同意贫富差距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处方，而皮凯蒂他敢于开处方。这或许是这本书中最被广泛讨论的地方。我认为，在所有的学科中，经济学是最容易吵架的学科。我也知道宏观世界中的种种经济学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一招一式就能摆平的。但是，我喜欢作者这种“抛砖引玉”的精神。唯有大家都参与到讨论中来，才会有思想上和制度上的进步，不是吗？